9张照片—我的2006

2007年05月23日

作者贺延光 19:47 | 点击 (47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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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06

        在拍摄现场，当镜头对准一个事件或一些人物的时候，我常问自己：我对自己的拍摄对象究竟有多少了解？
        我一直以为，一个摄影师对他人和社会的认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作品的成败。

        （一）
        马季是位知名度很高的相声大家，他的很多段子对我来说也算耳熟能详。在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需要借助他人来渲染那种悼别的气氛。一个多小时候后，终于发现一位民间雕塑家，而他连夜赶制的马季塑像成了现场很能表达普通公众与这位艺术家情感的符号。
        在影像中，“符号”很重要，这是提示读者解读新闻的重要注脚，假如它是鲜明的、准确的，就没理由漏掉它。
        雕塑家一时无法进入告别大厅，却被一堆镜头包围着。我不愿意我取景框里有太多的杂乱，我知道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耐心。
        大约一小时后，机会来了：雕塑家暂时摆脱了众人的采访，他处的角落有了少许的宁静，他侧面队伍里的人们神色凝重，而无论他还是他们手捧的逝者塑像还是遗像，都在笑逐颜开——这是矛盾的，也应该是相声大家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影像。
        （二）
        我一口答应一位朋友洗印一批黑白照片的要求。这是百多张老底片，它们记录了文革初期北京市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作者不是摄影师，是死者的丈夫，他无力保护自己的爱人，只能偷偷买了一架照相机，忍着巨大的悲痛将满身伤痕又死不瞑目的亲人遗体拍摄下来。
        当我和朋友将张左洗印出来的照片交到拍摄者手里时，老人没有流泪，但他黯然的眼神与受害者遗像慈爱的面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对比已存在了整整40年。
        我从查阅的相关资料中得知，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位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中学校长，之后，暴力进一步升级，祸及全国。12年后，卞所在的地区负责人披露，仅西城区就有276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
        摄影的记忆功能并不都是为了观赏，有的就是为了防止遗忘。
        （三）
        春节过后，我来到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工地采访。我看到，主桥2号和3号两个主塔墩的大体积承台混凝土浇注已完成三分之一，使大桥基础施工首战告捷。我知道，中铁大桥局天兴洲大桥工程指挥部将众多的农民工，当作工地上的主力军。可以说，这儿的民工队伍从技术培训、生活福利到工资待遇，全部纳入了企业管理范围，比许多地方规范得多。
        两个白天，已在主桥2--3号主塔墩围堰内奋战了一个冬天的建设者，悉数被我收进了镜头。
        2月12日晚上，我走进农民工驻地。刚收工的人有的在冲澡，有的在吃饭，也有人双脚泡在水盆里，却握着手机在和远方的亲人通话——今天是农历元宵节。我突然发现，一位汉子坐在角落，端着饭碗，一口一口在给一个男孩儿喂元宵——此情此景顿时令我心生感动。我是个孩子的父亲，我知道在家里照看孩子通常是母亲的事。
        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那汉子来自河南，为生计，爱人远赴广东打工，只好自己把儿子带到武汉，原因是这里总比广东离家乡近些。
        我想通过打动自己的镜头去打动自己的读者，让更多的人去善待农民，善待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