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的博客

邻座

heyanguang — Wed, 09 July 2008 07:37:27 +0800

　　出差。飞机刚起飞，我已靠着舷窗昏昏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两股气流吹醒。眯开眼，见是邻座那人的头已伸到我跟前，正瞪着眼欣赏窗外的景色，那两股气就来自他的鼻孔。

　　这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谢顶，大头，大嘴，朝天鼻的两个黑洞有节奏的冲我呼扇着，我已闻到阵阵酒糟的恶心味儿，他却木然瞪着眼珠望着窗外。

　　我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子，顺着他的眼神望去。

　　窗外云彩的形状一点也不特别，没有变化多端的造型，平淡的就像一床旧棉絮，一片雾蒙蒙的。

　　这家伙在看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可他的头仍伸在我跟前，眼光仍向窗外，嘴角还时不时往上翘翘，挤出几丝微笑。

　　我有点受不了他鼻孔扑来的气味了，身体往前倾了倾，伸了个懒腰，也算对他是个提醒吧。谁知，我的背刚靠回椅背，他又凑将过来，我甚至能听到他五脏六腑每个零件稀里哗啦的转动声。

　　我呆呆地不敢喘气了，怯生生用余光扫了他一眼。他好像只有右侧的半个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左侧的屁股像是悬着，整个身体转向我，和我呈90度，那个大脑袋几近贴上我的脸颊。突然，我内心一阵恐惧，倘若舷窗能够打开，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出去！

　　就这样，十多分钟过去了，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可这个兔崽子一点感觉都没有。

　　“怎么，第一次坐飞机？”我强压怒火，装着和善的样子问他。

　　“第一次？哈哈，我每个月都飞北京两次，月初一次，月中一次。”他的回答不仅是自豪，还有点傲慢呢。

　　天哪，每月来回四次！看来，我并不是惟一的受害者，心里竟有了几分安慰。

　　“您像是做大买卖的？”

　　“小生意，小生意。”

　　“您是杭州人？”

　　“不是。我是××人。”

　　“你们那地方，个体经济很发达啊，我一看你就像个大老板。”我一夸丫的，丫的身子竟老老实实坐回去了。

　　“什么大老板，告诉你了，我是做小生意的嘛。”他脸上流出一副不愿露富的样子。

　　“你们那儿的小商品在北京很有名呀。”

　　“我就是生产小商品的。”

　　“做什么小商品？还保密啊？回北京你优惠我，我保证买一堆行不行？”

　　“没什么保密的，我做的就是瓶子盖子。”

　　瓶子盖子——我买一堆那玩意儿吃饱了撑的！

　　我笑了，他也笑了。

　　他说：“我在你们北京南城北城都有店铺。告诉你，我们那儿有钱的人多，家里有一千万的照样挤公车。不过，也有十六七岁的孩子开宝马的。”

　　我问：“你们××不像北京交通这么拥堵吧？”

　　他说：“堵，堵的比北京还厉害！北京堵，车还能动，开车的都守规矩；我们××堵，是一点都不能动，开车的都钻来钻去，堵的都是他妈的好车，奥迪在我们那儿就不叫车。告诉你，全省一共有16辆劳斯莱斯，我们××就有10辆！”

　　说到这儿，他已是眉飞色舞，根本没有烦恼，却像个参加车展的厂商。

　　“北京和你们××，还有哪儿不一样？”

　　“警察不一样。”

　　“警察？”

　　“对。你们北京的警察，都算普通人，年老的年轻的，不管天气多热，都在街上站着；我们××的警察，都是有权人，都在酒店待着，神气着呐，谁也惹不起，街上站的，全是他妈的协管员。”

　　我们俩哈哈大笑。

　　空中小姐送来了午饭。

　　我俩停止交谈，一人一份，开始就餐。

　　谁知，这老兄吃饭的作派也与众不同，他的大嘴嚼个山响，不论是咬面包还是吞米饭，那节奏，没有长短变化，也没有轻缓之分，就是吧唧吧唧的没完没了，就像有人在打快板书，弄得前边座位的人也不时回头看他，眼神里的不满显而易见。

　　他毫无察觉，吃得正香。

　　我已心烦意乱。等他吃完，我再吃吧。我叹了口气，矜持地闭上眼睛，不知为什么，竟想起了插队时我们饲养白条猪时的情景。

　　“嗨！怎么老有只苍蝇飞来飞去，飞机上也有这东西？太讨厌啦！”那老兄边吧唧嘴，边嘟嘟囔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

　　我睁眼找来找去，哪儿有苍蝇啊。又看他一眼，竟发现他眼角上粘了一粒肉沫。

　　“你的眼睫毛。”我右手指着他的眼睛。

　　他两个手指一下就把它捏了下来，定睛一看：“哈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什么人啊！”我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身边吧唧吧唧的动静终于停止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自己那份盒饭。

　　“喂，小姐！”大嘴巴叫住了路过的服务员：“我不太饱，再给我来一份!”

　　“可以，请稍等，我这就去拿。”服务员一脸微笑。

　　“操！”我长叹一声，紧紧地又闭上了眼睛。

　　吧唧吧唧的快板声又响起来了。

　　“嗨！大哥，别睡啦，你还没吃饭哪！”

　　我真是躲都没法躲了。

　　大嘴巴问我：“你买的是几点的飞机票？”

　　“12点50的，怎么啦？”我说。

　　“你看，我买的是12点正的机票，但柜台给我改换成了12点50 的，为什么？”

　　“不就晚50分钟吗？”

　　“晚倒不算太晚，可我原来这票上写着不许退票不许改签。他不许我改，他怎么说改就改？不就是我那架飞机客人不多，给我并到这班来了吗？按理说，我那班就我一个客人，你也得给我飞，对不对？”

　　大嘴巴把他的机票展示在我眼前。

　　“对，对。”

　　“你说我能不能告他们？”

　　“能告。不过，谁让你接受改签了呢？但你也可以试试？”

　　大嘴巴犹豫了一下：“试试！哪怕他们能赔我10块钱，也算我赢啦！”

　　“你就不怕打官司耽误你做生意的时间？”

　　大嘴巴不说话了。

　　“你的名字挺好听，池纯美！”刚才看机票，我记住了他的名字。

　　“哈哈，老妈怀我时，想要个女孩，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上网聊天，用的是真名，有个小白脸在网上还泡我呢，把我当成漂亮妞儿啦！”

　　漂亮妞儿？你也不看看你那谢顶的大头、大嘴、朝天鼻——还不够吓死人的！我心里笑道。

　　“大哥，你在北京做什么生意？”池纯美问我。

　　“我哪会做生意，我是个摄影师。”

　　“啊？摄影师，那你是搞山水的，还是搞人的？”

　　“我是搞人的。”

　　“搞人有意思，我们××叫写真，就是搞裸女，刺激呀。”

　　咳，拍照就叫“搞”，写真就叫“搞”裸女？这叫哪儿和哪儿啊，真逗！

　　我又犯困了，慢慢闭上了眼睛。

　　“大哥，我还买了奥运会的票呢。我要能交个老外朋友就好啦，到时我跟他一起坐飞机，把我那瓶子盖子销到他们那儿，肯定赚钱啦！”

　　池纯美的话没完没了，我决定坚决不睁眼了。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两股气流向我吹来，并闻到阵阵酒糟的恶心味儿……

　　朦胧中，我的眼眯开了一条缝：一个谢顶的大脑袋几近贴上我的脸颊，有两只眼珠目不转睛，依然瞪向窗外。我心里念叨着：池纯美呀池纯美，你她妈要真是个漂亮妞儿就好了。

坚强中的悲伤时刻

heyanguang — Thu, 29 May 2008 12:02:12 +0800

孩子，你那么细弱的胳膊，怎能撑得住这整个中国的一场大难！

　　这是我第二次到都江堰。十几年前，在成都开会期间曾到此一游，我为七八岁的儿子以盛开的油菜花为背景按动快门，留下了他童年最快乐的一次记忆。今年5月14日，还是这片土地，我镜头里的新建小学，本应是学童们的快乐天堂，顷刻间，竟变成了埋葬他们的人间地狱。

　　春色满园的儿童乐园，现在只交织着桔黄、黑和白三种单调的颜色，那是消防、特警和医护人员行色匆匆的身影。大地震发生近两天了，他们仍试图从碎砖、瓦砾和预制板堆彻的山一般的废墟中找寻到生命的迹象，但焦急守候的人们等到的却是一次次的绝望。

　　几乎每隔几分钟，搜救人员就能发现一具孩子遗体。他们身边散落的是五颜六色的书包、课本，其中一本书的封面是小熊维尼，憨态可掬的它随着微风乎而翻动。孩子遗体有的伸着手，有的蹬着腿，那是在拼命呼救和奔逃的姿态啊！还有的双臂紧紧护着头——孩子，你那么细弱的胳膊，怎能撑得住这整个中国的一场大难！

我使劲憋着，不让哭腔出声，却止不住泪流满面。施救人员喘着粗气，没有人说话，现场只有吊车、铲车的轰鸣声。“是他，就是他！”当一具身穿红色体恤衫的孩子遗体显露出来时，一个守候的男人低沉地说。我抬眼看去，他没有救援人员的制服，上着黑衣，下着牛仔裤，浑身脏兮兮，一脸疲惫，胡子拉碴。

孩子头部露出来了，那男人蹲下身子伸出手去，竟用手机为孩子面容拍照。作为摄影记者的我正大惑不解，旁边一个人悄声跟我说：“他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叫赵建中，这两天一直在这儿参加救援，终于找到自己9岁的儿子赵珺毅了。”

我心里一惊，泪水涌满眼眶。再看那位父亲，他没有流泪，也没有表情，只是长长叹了口气，然后掏出手帕，轻轻地用它拭去孩子脸上的几丝血痕，抖落掉他满身的灰土。

救援人员将孩子遗体抱出废墟，赵建中静静地跟在他们身边，然后和他们一起为孩子消毒，并用一床暗绿的薄被将孩子包裹起来。当人们再次将孩子抱起要送走时，这位坚强的父亲以毫无商量的口吻说：“不，让我来！”声音依然低沉。

赵建中抱着儿子赵珺毅，一步步地走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运尸车。车子的后门打开了。突然，一直紧闭牙关的赵建中仰天大喊：“啊——啊！”这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哭叫，撕心裂肺，恸地惊天！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

地震当天，都江堰新建小学在校学生680人，逃出350人，先后救出50多人，其余的均被深埋在残垣断壁之中。我知道，遇难孩童大多为独生子女。我无法想象，孩子的死，对那些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身边站着一位约有50上下的女同志，她衣着得体，眼睛哭得通红。我试探着问：“您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不是。我是省纪委的，我是专门来调查学校楼房倒塌情况的。”

我看到，教学楼废墟旁边的办公楼近乎无损，校周围的楼房也还矗立着。退一步说，即便它们都被地震破坏成为危楼，只要瞬间没垮，人就有逃生的可能。

可现在，救援人员仍在绝望中努力寻找着希望。我透过他们的身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棵树之间拉起的一个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书写着12个大字：“我自信、我出色、我拼搏、我成功！”显然，这是地震前学校挂的标语，那个时候，校园阳光一片。

我的照片，记录了我们的好兄弟赵建中坚强中的悲伤时刻，那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伤时刻。我听说，许多看到它的读者都悲伤不已。尽管伤痛永远不会消去，我还是希望我的所有读者能从大灾大难中有所思、有所为，并相互搀扶着，相互鼓励着，一起坚强起来。

地震！地震！（之三）

heyanguang — Sun, 18 May 2008 13:39:47 +0800

映秀小学——2008年5月15日，地震重灾区之一的汶川映秀镇，该小学近300名学生失去生命。

送水的大妈——2008年5月15日，在通过汶川被毁的公路边，一位为救灾人们义务送水的当地妇女。

悲痛欲绝——2008年5月14日，都江堰。一位遇难妇女的遗体被找到，她的女儿痛不欲生。

2008年5月15日，通往汶川的陆路尚未打通，从水路撤离的灾区群众。

夜以继日的救援——2008年5月17日，夜间，在抢险工程车灯光照明下，营救人员在紧张搜救幸存者。

守候生命的记者和一只失去家园的小猫——2008年5月17日，在营救张小平现场。

营救张小平——2008年5月17日，夜11时06分，压在楼层废墟中129个小时的张小平终于被营救出来。

地震！地震！

heyanguang — Wed, 14 May 2008 22:15:35 +0800

今天，汶川的路仍无法前行，我和本报同行去了都江堰。这里不算重灾区，但所见所闻仍让人们泪水长流。

2008年5月14日，都江堰新建小学，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营救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

2008年5月14日，都江堰新建小学，赵建中抱着9岁儿子的遗体，失声痛哭。

　　2008年5月14日，都江堰中医医院。被废墟掩埋49个小时，67岁的数学教师王德祥，在武警成都指挥学院、成都消防官兵的轮流施援下，终于获救。

　　2008年5月14日下午，长途奔袭20多个小时赶到都江堰的云南消防总队的战士带着搜救犬，立即在地震废墟中查找幸存者。

　　2008年5月14日，都江堰新建小学一位遇难儿童的遗体。地震发生时，在校学生680人，逃出350人，后救出50余人。

在成都无奈的等待

heyanguang — Wed, 14 May 2008 01:06:19 +0800

5月13日刘占坤通过私人朋友，终于给我和林天宏“抢”了两张飞成都的机票。我俩急急赶到机场，柜台小姐说给你们把川航的改成国航的，马上登机吧。幸亏改了，晚我们五分钟的北京晚报的一位朋友就没有这个运气了，川航的飞机取消了，他无奈地折回报社。另一路原计划乘火车赴北川的晋永权和陈剑，赶到车站，谁知列车也被取消了，据说是要先运救援的部队。我的运气不坏。我遇到了武警总部的刘海山。昨天开始我们通了数次电话，他刚从烟台赶回北京，我约好和他一起随他们部队往汶川进发，正巧我们在同一架飞机机舱里见了面。大约晚6点飞机起飞了。

飞机在成都上空多盘旋了半个多钟头，九点半终于落地了。外面雨很急，我们赶到武警招待所，大家决定先在这里住下，因为据总队的同志介绍，通往汶川的路仍未打通。大雨中，时有余震，且泥石流、塌方不断。我们见到刚从都江堰撤回市区的武警记者，他们说那儿拥挤得很，大雨中除了直接参加救援的，其他人动弹不得，毫无办法。

今夜路能打通吗？没有人表示乐观。电视中，灾情新闻不断滚动，那两个在总理面前饿哭的孩子令人揪心，我们心急如焚，却无法赶到目的地。

祈祷吧，为那些被压在废墟中尚有一息生命还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

我们感到房子晃动了，这是一次明显的余震。

与博联周刊的对话——再说家乐福事件

heyanguang — Fri, 02 May 2008 07:45:39 +0800

爱国得别人说、旁人说、历史说才算数

--访谈实录--

"爱国得别人说、旁人说、历史说才算数"

　　博联周刊：您写《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的初衷是什么？

　　贺延光：很简单，那天一上午我收到数个手机短信，都是不认识的人发来的，我认为是"群发"的。我感到一种蔓延的过激情绪值得警惕，我的那篇文章算是我自己的回应吧。

　　博联周刊：《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迅速在各大网站转载，并引起众人的激辨，这个结果您想到了吗？

　　贺延光：我想肯定会引发不同意见，但对它传播得那么快，在很短时间内被数家媒体采访，也让我始料未及。尤其是遭受狂轰滥炸般地攻击、辱骂，更是我没想到的。

　　博联周刊：有个别人骂您是汉奸、卖国贼，对此您是不是觉得很委屈、很愤怒？

　　贺延光：不是个别人，是一批人，数量不算少，从我那文章的跟帖中可以看出比例。我还算是一个能听不同意见的人，但有些理性的不同意见已经淹没在辱骂和恐吓的叫嚣中，从中把它们找出来还比较费劲儿。
　　没有人愿意招骂的，但这次，我却出奇地平静。为什么？因为我根本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力量！充其量只能引起我的鄙视。再说"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吓不住人的，我曾戴过"反革命"的帽子被投进监狱，也不过是一场经历而已。同样，极力标榜自己是"爱国者"也不算数，那得别人说、旁人说、历史说才算数。所以，在文章中我尽力避免使用"爱国"这个字眼，原因是很多时候，"爱国"都被异化了。

　　博联周刊：事情过去了快半个月了，假如您今天写那篇文章，您会有什么改动？

　　贺延光：我会把《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改成《我坚决反对抵制家乐福》。此外，我还会把"我们大汉民族也有欺负别国的并不荣耀的历史，远的元朝忽必烈的远征杀戮不说"改成"我们中国人也有欺负别国......"我还会把"在自己制造的假象中死去的还有苏丹的阿明"改成"乌干达的阿明"。前者是叙述的不准确；后者是笔误，那时苏丹总统是尼迈里，也是独裁者。我非常感谢网友为我纠错。

　　博联周刊：为什么把"不赞成"改为"坚决反对"？

　　贺延光：因为对这一事件看得更清楚了。实际上，抵制声音发出后，家乐福方面很快就有澄清，他们一直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他们包括那个股东路易威登，也一直持同样立场，也从未支持过什么"藏独"。也就是说，抵制家乐福的缘由从一开始就是伪造的。
　　可悲的是，至今我文章一些跟帖还在歇斯底里地骂大街，却没有一个人有本事拿出家乐福支持"藏独"的证据来。

　　博联周刊："抵制派"的网友大多数是在表达一种态度和立场吧？

　　贺延光：表达愤怒的形式不应该是独此一种。如果说我对这种愤怒的表达还想找寻理解的理由的话，那么，最不能让我谅解的是我们外交部那位女发言人，她在回答抵制家乐福问题时说什么，"最近一些中国民众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情绪，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法方应很好地深思和反思"。实际上，网民可能不清楚家乐福与藏独的关系，可你怎么能不清楚呢？而你的回答是极不负责的，你不是澄清问题，至少客观上是在鼓动敌意。我看，姜瑜要么是水平太低，要么是有意为之。结果呢，又怕这种情绪失控，舆论又开动机器引导了，要人们"理性"，要人们"做好本职工作"了。我在这里提醒某些网友，再不听劝，就会来真的啦！这算我的经验之谈。

　　博联周刊：法国政府的态度是否也有变化？

　　贺延光：我没看出是法国政府的立场变了。这些天，法国驻华大使、法国总统特使在斡旋中只不过是在重申：法国反对西藏独立于中国，法国支持北京举办奥运会。他们并不希望因为发生了有人暴力抢夺火炬事件而影响两国关系。中法两国是什么关系？是战略伙伴关系，这可不是我定的。我理解伙伴关系对中国是有益的。

　　博联周刊：但火炬在法国传递时发生的暴力事件确实让人气愤，萨科奇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至今也还是个未知数？

　　贺延光：我在中国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中无误地看到，一位法国警察立即将那个试图夺火炬的人掀翻在地了。萨科奇出席不出席北京开幕式重要吗？当然，届时国外政要来的越多越好啦，但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中国也曾抵制过奥运会，我们中国政要也没有出席过别国的奥运会开幕式啊。我曾说过，在法国，在西方，只要非暴力，任何意见都能发表。我们真应该羡慕那些国家的留学生和华人，他们可以举行游行示威，可以公开地表达各种意见。

　　博联周刊：西方一些媒体为什么会放大这次火炬传递中的抗议声音，不算一种偏见吗？

　　贺延光：对西藏事件有不同看法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我们应该知道，西方媒体和我们有很多不同。他们一个重要理念："新闻都是坏消息"。我们呢，"新闻大都是好消息"。我们总是以"正面报道为主"，典型人物、建设成就充满了新闻内容。"新闻都是坏消息"并不是仅仅针对中国，而大多数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政要。尼克松下台、田中辞职是被美国和日本记者搞掉的；萨科奇上台，法国记者要把他的私生活揭个底儿掉；美国人在伊拉克虐待俘虏，是美国兵自己揭发，又经美国记者将这一丑闻散布到全世界，它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并不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我们中青报记者的功劳。我们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所以我们只报道美国那位死去儿子的反战母亲大闹布什的农场和白宫，我们却不会如实报道这位战死士兵的亲生父亲和爷爷以为国牺牲的儿子为荣。
　　"都是坏消息"，使资本主义没有一天天烂下去。"都是好消息"，实际上会掩盖很多危机。这不，非典才过了几年，阜阳传染1500余名儿童的严重事件因拖而不报才得以重演。在"正面报道为主"的大旗下，我们媒体的监督作用弱得可怜，试问，中国出了那么多贪官，有哪个是我们新闻记者揭露的？从成克杰到陈良宇。
　　所以，我们实在不必对西方媒体对火炬传递中的"负面报道"大惊小怪。对火炬传递最没有偏见的当属朝鲜了吧，那种万众欢腾，千人一面未必都是好事。

　　博联周刊：您对火炬手金晶怎么看？

　　贺延光：金晶是位值得人们尊敬的人，她不畏强暴，忠于职守。令我更敬重的是，她没有因为在巴黎曾遭受暴力袭击而失去理性。她不赞成抵制家乐福，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她反对伤害那些中国员工和中国商家的利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她在巴黎同时也看到了法国警察的作为和支持北京奥运的法国人的态度。
　　最不能容忍的，是那些昨天还把她视为民族英雄今天只因她有了不同看法，就立即将她当作民族罪人的一些人，他们侮辱她的时候甚至不惜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我要提醒"抵制派"的朋友，应该不屑与崇尚暴力者为伍，因为一旦发生意见分析，他一样会用暴力手段对付"自己人"，尽管你昨天还是他的同志、战友甚至骨肉弟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在外国、在历史、在今天，不胜枚举。

　　博联周刊：在你们报社内部，对西藏事件、家乐福事件的态度有分歧吗？

　　贺延光：我们也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得到的资讯不同，经历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意见自然也不一样。只是，相互之间并没有攻击、谩骂的现象。

　　博联周刊：您是不是觉得80后情绪表达的特别激烈？

　　贺延光：我从来不同意把人群按出生年代去划分，这样有什么根据，也太简单化了。我记得去年的一天，我们报纸讲述边防战士的一篇报道的大字标题是：守卫祖国边防的都是80后，可第二天的一篇报道讲述一个刑事案件的附题竟是：被抓的都是80后，你看荒唐不荒唐！不错，每个年代出生的人社会背景、生活境遇都有差别，但获取知识的方式大同小异。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学识主要是后天获取的。你和我比，你会说，我没有经历过"文革"，但我和他比，我还没经历过"反右"呢！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会从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年代寻找经验教训，使它成为我们共同的知识和财富。
　　从这次事件也能看到，所谓80后，赞同我意见的不少；同样，只会开口谩骂的"老愤青"也有。可见，以出生年代划线，毫无道理。

　　博联周刊：说实话，面对一片指责、谩骂，您对年轻人失望吗？

　　贺延光：我告诉你，我有很多年轻朋友，都很知心。对网上的一片暴力，我坚信它根本代表不了年轻一代，自然就不会有"失望"一说。但是，面对鼓吹暴力为数不算少的一批人，我倒觉得我们的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应当反思--这就是你们宣传、教育的成果？！当年911事件发生时，连卡斯特罗、卡扎菲这样美国人的老冤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恐怖分子，唯有大批中国网民一片叫好声，那时，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蒙羞。

　　博联周刊：从这类事看，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太浮躁了？

　　贺延光：浮躁是表面现象，从根儿上讲，是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早已离开了阶级斗争年代，但有不少人看问题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的思维上。温家宝总理都多次讲，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但不少人明里暗里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

　　博联周刊：这个问题是否比较复杂呀？

　　贺延光：如果我们彻底清算了"文革"，这个问题就不复杂了。06年是"文革"40周年,但不能触及，不许反思，为什么呀？有什么想不通的，因为我们的思维中，"文革"遗风不少呗，当然敏感了，除此之外，其它解释都站不住脚。

　　博联周刊：对达赖，我们政府的态度好像有点变化？

　　贺延光：过去，达赖喇嘛曾鼓吹过"藏独"，但这20年，他也觉得那条路是走不通的，他改走"中间路线"，即不谋求西藏独立，主张非暴力，他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近几年，他又多次表态支持北京办奥运会。火炬事件后，他造访美国时仍重申这一立场，还遭到激进的"藏独"分子抗议示威。连我都知道的事，有关部门不会不知道吧。所以很多国家在西藏骚乱后都表达立场，一是仍支持北京的奥运会，一是希望我们和达拉喇嘛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请注意，这是两句话，不是一句话。

　　博联周刊：您的意思我们要和达赖谈判是受了西方舆论的压力？

　　贺延光：你觉得呢？我一直认为压力不是坏事。人家说我们出口玩具有很多质量问题，我们不承认，但很快制定了玩具生产的相关法规；人家说我们生产的食品不安全，我们非常恼火，但随后出台了食品生产的相关法则。压力不是变成好事了，虽然我们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面子。

　　博联周刊：您太直率了，不怕别人批您崇洋媚外？

　　贺延光：干嘛一沾"洋"就心惊肉跳？我们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两个洋人主持下召开的；我们崇拜的马克思、列宁不都是洋人呀！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是面对自己，开放就是面对洋人嘛。你知道吗，当全国人民大力批判崇洋媚外的时候，是毛泽东主动请来了尼克松，他让斯诺捎话，不管来华是正式访问，还是私人旅行，总之都欢迎。那时，猛烈抨击、热情欢迎美国人的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只是把八亿中国人民涮得摸不着头脑。
　　这30年，我们和洋人打交道，便宜还是占大了。当然，洋人中的坏人也有，像斯大林、萨达姆这样的也不少。
　　对一些人鼓吹什么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道义只有利益之说，我是反对的。如此，你怎么解释如下消息：最近美英向中国提供恐怖组织将袭击北京奥运会的情报。
　　你没有价值观不等于人家没有价值观。肯尼迪有句名言：只要有一个人没有自由，我们所有的人就都有责任。

　　博联周刊：有报道形容，"达赖是披着人皮的狼"？

　　贺延光：是啊，我们现在要和"披着人皮的狼"谈判了。你应该知道，中央政府曾表达过谈判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达赖必须放弃谋求西藏独立。现在准备谈了，按逻辑说，我们开始承认他不谋求"独立"了。
　　谈判是好事。有自信、有力量才有包容之心。过去打仗，你就是把敌人包围了，还争取他起义呢。楞打，自己也要牺牲子弟兵。都什么年代了，还要打打杀杀，动不动就"不惜一切代价"，你不知道那代价是鲜血和生命的付出吗？
　　我希望，谈判不只是为奥运会。真要谈好了，对中国整个民族大家庭都有好处。到那时，我们的领导人得诺贝尔和平奖都有希望，那个奖是受世人普遍尊敬的。

　　博联周刊：您曾说对西藏问题我们也要反思？

　　贺延光：反思是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我们投入了那么多的财力、人力，为什么没有拢住人心？50年了，我们竟没有培养一位藏族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连地区甚至县一级都是内地的汉人当一把手，我们对藏族同胞的信任感有多少？二是今年骚乱，3月10日已出现"乱"的迹象，14日突然发生暴烈的打、砸、抢、烧，10到13日情况如何？我们信誓旦旦说它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既然情报如此精确，却让那么多汉藏同胞死于暴力，为何没有防患于未然？一个煤矿砸死人还要追究责任，中央政府应不应当追究西藏政要的严重失职？

　　博联周刊：您看家乐福事件是否过去了？

　　贺延光：也就这样了吧！可奥运还没开始呢。火炬传递很快就到中国了，我相信不会发生暴力抢夺火炬那类事，但会不会又有另外的事？很难说。我听一位司机讲，他们那个城市对迎接火炬的人政审严着呢，参加者一律要佩戴胸牌，而且都有人头照片。
　　这让我想起了"草木皆兵"这个成语。数年前，为迎接萨马兰奇率领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冬季的北京主要街道一夜之间繁花似锦，那花儿都是不怕冷的塑料制品，连天安门枯黄的草坪都嫩绿起来，只是那绿是染料喷的，恰逢小雪，淡绿的雪水满地流淌。

　　博联周刊：每件事都会让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和很多感受。

　　贺延光：这两天，"抵制"的声浪小些了，但火车出轨、传染病肆虐，却让90多条生命命归黄泉。有网友建议全国下半旗向死难者志哀，我非常赞同。我真希望，这个完全符合国旗法的提议能得到人们普遍响应并促其实现。降半旗，说明这个社会需要警醒，说明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不幸的死者。
　　昨天，台湾作家柏杨辞世。20年前,他的书风靡大陆。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读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因为只有深刻反省自己的人，才能赢得这个世界的真诚拥抱。

我不赞成抵制家乐福

heyanguang — Mon, 14 April 2008 15:15:10 +0800

　　当人们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人们的思考就一定不会是理智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蠢事太多了。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总犯同样的错误。

　　早上，先后接到两条短信，发信者我不认识，看来像群发的，信的内容却一样，就是告诫人们抵制到家乐福去购物，理由是它是法国人开的超市，而法国政府支持藏独，他们的总统还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

　　这两天，我还看到消息，有我们的留法学生呼吁同胞不要到法国旅游，理由和上面的差不多。

　　这么大的情绪就像传染病一样快速蔓延，很令人担忧。

　　我想，这些热血沸腾的人根本没有把问题搞清楚。法国政府什么时候支持藏独了？就因为火炬传到巴黎遇到了反对声吗？不错，面对奥运火炬传递史上前所未有的抗议者，难道我们除了愤怒，就不会有点别的思考？

　　就说法国吧，这么多年它一直和美国别别扭扭，在不少问题上还和我们中国保持一致，怎么当萨科奇被一人一票弄上台后，法国人说变就变了呢？

　　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法国警察在奋力阻止那些施暴者，因为在法国，在西方，任何意见都能发表，但只要出现暴力，立刻就会受到法律制止。仅此一点，就够我们中国学的，不信，你在北京组织个反对藏独的和平游行试试？

　　我很理解这样的激愤情绪，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做过愤青。四十年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曾经热血沸腾，曾经忠贞不二，结果是乱了国家，也险些葬送了自己。

　　那时，专制者统治人民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信息屏障，效果就像我们邻国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所以朝鲜人至今只信金正日一样。那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我们这些愤青们仍信誓旦旦地要去解救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呢。

　　是"9·13"突发事件交给了人们思考之门的钥匙；是"四五"运动集结了人们反抗专制的力量；是改革开放提供了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可能。

　　三四十年过去了，虽然中国经济变化巨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却总是进进退退，一遇问题，许多时候我们仍习惯于过去的方式，立即建立信息屏障，办法很简单，就是我只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知道的事。当人们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人们的思考就一定不会是理智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蠢事太多了。一个人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总犯同样的错误。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面对重大事件，我亲历的教训总是提醒我，我知道的究竟有多少？我的信息来源是单一的，还是多方位的？我看到了结果，但我了解它演变的过程吗？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只可惜，他从来不让人们凡事知道为什么。

　　制造假象，屏蔽信息是专制者惯用的手段，但他们不知道，假象在蒙蔽公众的时候，也同样会蒙蔽专制者自己。

　　齐奥塞斯库就是在接受子民山呼万岁时突然面对众叛亲离的，他哪能理解自己逃到家乡竟也无法摆脱人民的追捕，他更预料不到几天后当起义者宣判他夫妻二人死刑时，竟有那么多的士兵报名要亲自参加行刑。绝望的齐奥塞斯库夫人曾向一位年轻的士兵哀求：孩子，我这个年纪应该是你的母亲！谁知那名士兵毫无惧色：不，是你杀死了我们无数的母亲！

　　在自己制造的假象中死去的还有苏丹的阿明、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伊拉克的萨达姆、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尽管米氏头一年还被我们中国视作民族英雄，可第二年他就被自己的人民送进了海牙国际法庭。

　　毛泽东的结果似乎好些，但他老人家刚离世，自己亲手提携的一干接班人连同自己的老婆就被押上了审判台。

　　文明社会一个重要标志是信息必须开放，中国老话讲的兼听则明也是这个道理。

　　西藏问题复杂得很。几十年间，达赖喇嘛也有从追求西藏独立到改走中间路线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演化过程。不错，达赖属下也有派系，那个藏青会是闹独立的、反对北京奥运甚至是崇尚暴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全部责任都推给达赖，这就如同阿拉法特不能控制下面的极端派而将责任全部推给阿拉法特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至少从战略上是失策的，其结果不仅反制不了施暴者，也团结不了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

　　既然远的唐皇帝可以把文成公主嫁到西域，近的胡耀邦可以提出变输血为造血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难道我们除了以暴治暴，就真的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吗？

　　只要不追求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好像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改变的既定方针。我们对达赖喇嘛要察其言、观其行，要知道，台湾对大陆也在察其言、观其行。所以，在我看来，西藏问题如处理不好，台湾回归就根本无望。

　　什么叫谈判？在某种意义上，谈判就是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和相互包容。否则，干脆吵吵骂骂、打打杀杀算了。但今天已不是冷战时代，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今天的中国更不能随便牺牲自己的子弟--都是独生子女，死掉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如果高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同舟共济也罢，但您的儿女发疯似的在升官发财，凭什么普通人的孩子要去流血牺牲？

　　面对所谓的"反华"声浪，中国人不是第一次了。朝鲜战争时期有一次，大跃进时期有一次，文革时期有一次。只有SARS那次我们还算冷静，最后在外部压力下终于有了从隐瞒真相到面对事实的转变，从而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平心静气地看，我们中国人逐步摆脱贫穷的三十年，哪一次显眼的进步离开过文明社会法治国家对我们的影响、帮助、甚至"压力"？经济上有目共睹，就是意识形态方面呢？我们曾批判过多少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更视他们标榜的人权为洪水猛兽，但今天，就算羞羞答答，我们至少已经开始想建设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了，想保护私有财产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了！

　　我们爱国的一个缘由，还来自中国饱受外强欺辱的历史，你看，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不错，这是史实，但不全面。就此之外，我们大汉民族也有欺负别国的并不荣耀的历史，远的元朝忽必烈的远征杀戮不说，近在30年前,我们输出革命，除了全力扶持臭名昭著的波尔布特政权外，还一直在鼓动、援助东南亚诸国的反政府武装进行一系列的血腥活动。

　　这里仅摘录一段史实供各位赏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共产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他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邓小平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举这个事例，我只想说，历史上，我们对别人也曾有过错，北边的南边的不少国家的历史都有明确的记载，而我们从来没有勇气让他们修改自己的教科书。

　　我们公民的言论自由、游行自由，只是写在宪法上，什么时候人们真能畅所欲言又能公开的发表意见，暴力就会减少，和谐才会到来。

　　我们不能指望那些一面不断地妖魔化西方一面不断地把自己子女送到美国法国读书、拿绿卡又争入籍而从不把子女送到古巴朝鲜的人指挥人们如何爱国吧？这就好比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百般隐瞒"周老虎"的人在其他问题会说出实情的道理是一样的。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如果这样的抵制能够实施，我们中国自己就先乱啦！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heyanguang — Fri, 29 February 2008 05:26:26 +0800

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卢广大抱委屈，要求"金镜头"组委会收回取消他获奖和参赛资格的决定。作为此次赛事17位评委之一的我，有义务在这里向关心此事的朋友介绍些情况并谈点我的看法。

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大致经过

这次评选的方法是，每幅作品只在投影屏幕上展示8秒钟，在这个时段内，由评委投票。8票以下即为出局，9票以上进入下一轮角逐。此时，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全部由编号代替，而屏幕上也只显示评委电子投票后的总票数。在每个类别经过两轮投票后，评委开始就进入候选获奖的作品进行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获奖作品。期间，评委如有新的动议，其动议必须经过表决并赢得多数票后方可进行；否则，票数不够，立即搁置。

应该说，整个评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喜马拉雅的枪声》一路都在9票以上, 初评时，顺利进入金奖位置。

再次讨论时，有评委对该作品提出疑义，他"总觉得看这组照片有些不舒服，很别扭。"为什么？他说作品的主题显然是批评性的："他们主要打野牦牛、黑熊、獐子、雪豹、猴子等猎物。有些村民在森林里放套捕杀黑熊时也会误杀老虎。这几年，猎人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而作品标题《喜马拉雅的枪声》的批评性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但再看他每幅照片的分说明，不是说猎人挨冻受饿，就是讲他们异常艰苦。我在想，在当地与猎人成了朋友，回内地又将朋友变成批判的对象，这样的角色总让我觉得不舒服。

也许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吧？有评委认为若如此，是可以讨论的。

据我所知，西藏地区海拔6000米的地区是少有野生动物的，这些照片多数都不会在那么高的地方拍的，怎么可能"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呢？一位曾在西藏地区工作过十几年的评委说。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地点太含糊，究竟是哪个具体地区呢？

当事人如在非禁猎区打猎就是合法的；如在国家禁猎区，就是偷猎，完全非法。

为什么作者对这个故事的讲述这么含含糊糊，甚至自相矛盾？

由此，有评委要求工作人员与《喜马拉雅的枪声》作者通话，进一步核查事实；也有评委希望在最后定评前，请工作人员查对所有初选获奖人员，看有无新闻摄影的"不良记录者"。

以上两项动议均获得评委会举手通过。

卢广的解释并没有令评委们满意。他事先清楚当事人是在禁猎区偷猎，他仍拒绝透露拍摄地点，理由是还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一讲出来，当地政府就会采取行动，照片就拍不到了。

对《喜马拉雅的枪声》，开始，我一直投的是赞成票；后来，我毫不犹豫投了反对票。而最终，取消其初评奖项及另一组照片的评选资格，是17位评委一致通过的。

我细算了一下，该赛事纯粹评选的时间是30个小时，而讨论及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绝不下两个小时。

我看卢广

十几年前，我们主办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我特地邀请卢广到中国青年报社6楼礼堂，请他向一百多位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演示他的照片，并介绍他的拍摄体会。可以说，那时的卢广名气还不大。我记得我向与会的同行们说，卢广不是新闻记者，但他做的应该是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的"广东吸毒"、"青海淘金"等专题作品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没想到，卢广介绍拍摄经验时竟"走了嘴"，他说为了拍吸毒者，不仅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还要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

照片是这么拍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吃了只苍蝇，恶心又尴尬。没办法，人是我请来的。

SARS期间，在地坛医院又遇卢广。我知道，在我想方设法都进不去医院的时候，神通广大的他已能出入几家医院了。

我曾问他，晚上你住哪儿？他说每天回家住。

我说那怎么行，万一把家里人染上了怎么办，太不保险！

他说，进家门先消毒，问题不大。

我们在一起拍照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拍的工作照。

18天后,我离开医院。为防不测，不能回报社，被隔离在一家宾馆观察。没想到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贺老师，你刚走，卢广就摆上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今天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弄得人家很不高兴，人家忙着清洗遗体，说，咱们中国人，哪有这种习惯呀！场面挺尴尬的。

我又问：你在场？

我在。除了医护人员，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跟卢广说，别这样，犯得着吗！

我很快和卢广通了电话。

卢哼哼唧唧，承认有这事。

我对他说，我提三个问题你考虑：一，新闻照片如果能这么拍，你何必冒险进病房？你还每天回家，把老婆孩子染上了怎么办？你不如找个影棚，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还绝对保险！二，你的照片把读者感动了，但一旦读者知道了你的拍摄过程，你再想想，他们那份感动还存在吗？三，业内的同行知道了你是这么拍照片，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你过去所有的照片，这是你为此付出的代价！

卢广感谢我，说只有我这样的老师才会直接了当地批评他。

后来，我们还通过两次电话，他都是感谢的话。我说，如果谅解你，我只能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你还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训练。

大概两年前的一次春节聚餐，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负责人提起卢广，竟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是他们周刊使用了卢广"河南艾滋病"的一组照片。没想到照片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我那孩子好好的，谁说他有艾滋病？现在同学都不敢理他，村里的孩子也不敢和他玩了。人家天天来闹，要求赔偿40万，我们也找不到卢广！

后来怎么办了？

我们被逼得没办法，最后找关系找到县政府的人，由他们出面才算把事情摆平了。

我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卢的那组照片在"荷赛"得了奖，我得到消息后原准备在我们报上给他发个画刊，没想到上面很快有了禁令（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想掩盖艾滋病的现实了）。无奈的我曾为此大骂不已。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这么想，如果我们在揭露社会问题时存在着不想负责的似是而非，它就如同向那些卫道士们递上了一把刺向我们自己的匕首。

2007年"华赛"评选，当评委们审看一组照片时，一位德国评委立即提出：我的印象其中一张不是2006年,而是2005年拍摄的！

那位德国女人即到走廊给她的编辑部打电话查对。一位组委会成员也受托与卢广电话核实。

几分钟后，两个电话都有了结果。德国的编辑部证实那幅作品的确是2005年拍摄的。

此作的中文说明根本没写时间记录。卢广电话解释说，他太忙，照片说明都是他老婆帮忙处理的，可能写错了。

本来，拍摄图片故事是允许跨年度的。可听了作者解释，中外评委认为已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当再次投票，原本得票不低的作品，竟一下被"毙"了。

这组照片的落选，自然不是因为作品，恐怕是作者的诚信让评委有了共识吧。

27日，新京报一位女记者就《喜马拉雅的枪声》电话采访我。她说，卢广觉得很委屈。我说，你应该问问他，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了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弄虚作假，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丰厚的土壤，所以，我们都是或多或少喝过狼奶长大的。对有过失的人，也不应一概而论。有的摄影人初涉新闻，或因年轻，或因弄不清雷池的界限，一失足也不要千古恨，汲取深刻教训就是了。再说，像我这样的老记们也要为此分担责任，乌七八糟的局面不是几个人造成的，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但是，如一个人老犯同样的错误，不是智商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另有心计了。

这一段时间，照片的真假成为一波又一波的公共话题，人们对新闻摄影真实性的质疑甚至把新闻摄影人逼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假照片的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很多时候，它最多只是圈子里的事，外人并不知情，"家丑不可外扬"，致使造假者不仅能轻易过关，也能让新闻摄影界维持着一个冠冕堂皇的脸面。

久而久之，本该是竞技展示、业务交流、相互促进的摄影评比异化成了某些人追名逐利的平台。

可今天不太行啦！我们应该感谢照相机的普及，我们应该感谢互联网的力量。前者让贵族的宠物变成了平民的家什，它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摄影家；后者让信息不再封闭，各种议论、批评畅通无阻，它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批评家。这个局面足定会令那些钟爱新闻摄影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惊喜和振奋！

唉！同心者可不同道，同道者可不同心，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群搞摄影的人呢？

旧相机的故事

heyanguang — Sun, 19 August 2007 04:52:42 +0800

我家有台旧式相机。两件事，一让我无地自容，一令我刻骨铭心。

旧相机的故事

 1971年初，在北大荒插队两年半的我回北京探亲，父亲的那架照相机成了我的宠物。

那是一架日本产的不知什么年代什么牌子的120相机。机身上的烤漆斑驳陆离，镜头后面的折叠皮腔磨损得都快漏光了，连皮匣盒子也断裂了几处。它的取景框打开后就像两扇小窗户，对焦的时候全凭眼力目测距离。

相机虽然破旧，但用起来还行。

我家里相册里那些发黄的影像，不仅有一两张父亲抗战时的，还有他和他的战友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的照片，据说多数都是它的产物。不过，那些照片几乎都是合影、留念，尽管父亲做了多年的宣传工作，可除了几张会议资料式的以外，我从中根本无法感受他们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丰富印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他们当八路穿的那身衣服，一点都不像现时电影里八路军军装那么威武、整齐，乱七八糟的各色便衣套在身上，更像敌伪中的"夜袭队"。

当然，相册里还包括我儿时蹒跚学步、和弟弟勾肩搭背地傻笑、以及"文革"中大串连时我和同学在韶山老毛旧居前、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的留影。前者是父亲拍的，后者是我自拍的，这些记忆不会错，因为这时我也算记事了，长大了。

旧相机是抗战年代缴获的战利品，我不知道是怎么转到我家的。我只知道，原来家里有两个旧沙发，一个旧茶几，还有几件旧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上面都贴有标签，每年父亲单位都要收取使用费。若干年后，折旧交钱就算是自己家的了。

我同班同学中，没听说谁家里有照相机。所以，我时常和同学留影的这台相机，在伙伴们眼中，就是一件相当高级的奢侈品。

这次回京探家完，我就把它带回了北大荒，带到了我们连队驻地——黑龙江桦川县一个叫四部落的屯子。

这台照相机在兵团战友中引起新奇和骚动，谁都想摆弄摆弄它，谁都想求我为他拍照。既然是件奢侈品，又是档次最高的，我自然特别拿劲儿，不仅不让别人随便摸，还把它像宝贝一样锁进衣箱里。

一个休息日，我偷偷地取出了照相机，小心避开那些奢求的目光，只约了几个最要好的朋友，还提了支苏式冲锋枪，贼似的溜到屯子外。几个人一会儿站在雪地上，一阵趴在树丛旁，摆起了大家能想得出的各种威武不屈的姿势，你一张、我一张，一个个轮流对着镜头做严肃状。

我是当仁不让的摄影师兼导演，十分认真地纠正着他们的造型。实际上，当时我拥有的只是这架相机，对运用光圈速度的技术技巧根本一窍不通，不过是按按快门罢了。虽然这样，那仍是一次令人难忘的享受。

倘若在北京照完相，我还能花两毛钱跑到照相馆去打两瓶显影液和定影液，回家在厕所里冲洗照片，这都是父亲教我的。可在北大荒，连起码的冲洗条件都不具备，只好托人把胶卷送到百十公里外的佳木斯去处理。

过了些日子，照片取回来了，虽然曝光不准，也有的模糊不清，但大家还是如获至宝，争着抢着笑着闹着，也有人忙不迭地把它寄回家。

我算是出了名。有几位缠着我央求："嘿，给咱也照一张！"我说："没胶卷了。"大家很无奈，那时谁又能多买几个胶卷呢。

这时，房东老太太凑过来了，她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他大哥，给我孙子孙女照张相，行不？"

我犹豫了一下，住在人家里几个月了，添了多少麻烦，能说没胶卷了吗？可现在真的没胶卷了！

"行。"我点了点头，不知怎么就答应了。

老太太大喜。她一下蹿上炕，跪在墙角打开木箱，三下两下翻出了几件小孩子的干净衣服。

抹完了脸，梳完了小辫儿，两个三五岁的男孩女孩哆哩哆嗦站在了门外一尺多深的雪地里。

我打开相机，弯着腰，装模作样地让两个孩子冲着我笑。我按动着没装胶卷的相机快门，"照"了一张，又"照"了一张。

我不清楚周围看热闹的人心里是如何看我的，我只记得旁边的老太太挺高兴。

以后，我极力想回避这件事，但老太太没可忘。过了许久了，老人还是隔三差五地催要照片。再以后，我只好说谎，说胶卷让佳木斯照相馆给冲坏了。

后来，我返城回到了北京。

有一天，我出去照相玩完了回家正收拾相机，父亲在一旁看着，忽然叹了一口气："你还记得那个何飞叔叔吗？"

"当然记得！"我说。父亲在部队时何飞叔叔曾当过他的通讯员，我小时候，他经常抱着我玩，但1964年我们家从内蒙包头搬到北京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死了，他死啦！"

"啊？他死啦？！"我突然一惊，他也就比我大十多岁，怎么可能死了？

我慌乱地望着父亲。

父亲脸色阴沉："这台照相机就是何飞留下的。"

1953年，我们部队从朝鲜回国。行军途中，何飞告我，说他要解手，可过了好半天，左右不见他的影子。我急了，打发人回去找。那人回来说，没见到人，在墙头上捡了一台照相机。

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用的那个吗，平时是让何飞带着的。

接过相机，我打开皮匣盒子，见里头夹了张纸条，上面写着：首长，对不起！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我没立功，没脸回去见祖国人民。我要留下来，立了功就回国。

不几天，何飞还是被别的部队送回来了。

原来，后面的部队盘问他，你是那个单位的？是哪一级干部？

何飞告诉人家，我是什么部队的，是排级干部。

人家不信。你一个排级干部，怎么能穿马靴？对不上，把他当特务抓起来了！

实际上，我调来的这个部队，是改编的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按政策优待，排级干部就发马靴，老部队营级干部才有靴子呢，当然对不上。

何飞被送回来，也没受什么处分，就这么点事嘛，那时候年轻人谁不想立功？

哪想到我们转业都十多年了，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有人就翻旧账，说他是逃兵、是特务，把他一次次打的皮开肉绽。

几年前，包头曾来人找过我调查何飞当逃兵的事，我如实告诉人家，他不是逃兵，不是特务，是想立功，部队的老同志、老领导都清楚这件事。

可人家根本就不想听你这么说。再说这么多年老人们都调散了，什么老同志、老领导，都是老走资派！

外调的回了内蒙，人家照样把他当特务斗。何飞被打的实在熬不住了，自杀了几次都没死成。有一年，他爱人送他到北京治病，我到同仁医院病房去看他，开导他，安慰他。他拉着我的手，哭个不停。

没想到，何飞回包头后，还是被打的受不了了，最后还是跳楼了......

父亲说一会，停一会，断断续续。

何飞叔叔，立功，逃兵，运动，自杀——我还以为，照相机只能给人们带来欢欣和快乐，怎曾想，这台相机后面，竟牵系了一个如此悲愤的故事！

我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文革"结束四年后，那架旧相机塞进柜子里再也没有用过。我当了新闻媒体的一名摄影记者，从此，照相机在我手里不再是个玩具，它逐步成为锻炼我认知生活，表达情感的另一只眼睛。

27年来，我拍摄的数不清的照片，尽管都出自现代的照相器材，但无论如何，我却永远忘不了我家的那台旧相机——

它让我，一记起北大荒雪地里两个男孩女孩被冻得通红的小脸，就无地自容。

它让我，一想起内蒙古梦境中儿时的我和何飞叔叔嬉闹的欢笑，就刻骨铭心。

华赛对话

heyanguang — Tue, 27 March 2007 16:41:25 +0800

华赛对话

编者按：第3届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刚刚揭晓，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与评委之一贺延光进行了一次话，特此

摘录如下：

1.这次评选过程有什么特别的吗？
贺：这次来稿2.8万余幅，出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00多位摄影师。与头两届不同，这次是用电脑屏幕观看作品，用电子投票器表达评委意愿，它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人为干扰的因素。初选时，类别不同的作品最长只显现6秒，短的只有4秒，而第一轮必须赢得5票，第二轮必须赢得7票才能晋级下一步角逐。可见，作品的影像如不能吸引评委，一眨眼就被淘汰了，看起来有点残酷。当然，每一轮评委都有权对落选作品提出复议，但必须申述理由，“抢救”有效还是无效，还得通过投票决定。这个过程争议最多，也最有意思。

2.评委来自多个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意见一致是个挺困难的事吧？
贺：评委由来自英国、荷兰、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孟加拉和中国内地及香港的13人组成，有摄影师出身的，但多数都是资深的图片编辑。虽然背景有差异，但对图片判断都有相同的职业标准。举一个例子：有一组反映中国沙漠化的作品，德国评委，也是惟一的女士，就提出其中一张照片是2005年拍摄的，她马上电话联系她的编辑部，结果证明她的判断是准确的。在观看另一组中国作品时，荷兰评委说它和刚才看到的两组作品像是一个人拍的。实际上，那两组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清楚，这三组的确是我们国内同一作者的，我内心为他们的专业程度惊讶。
我估算了一下，我的意见被国外评委认同的，多于四分之三，而发生争论的很多时候发生在外国评委之间。可见，不同文化背景并不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3.那你觉得中国评委和外国评委真的没有不同？
贺：外国评委几乎人人争相发表意见，我开玩笑说，他是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东方人可能性格使然吧，比较含蓄。有几次，他们专门要求中国评委发表看法，他们自己说，也愿意倾听，根本不在乎你说的是否与他一致。

4.观念上的差异呢？
贺：有一组文化艺术类的《田野间飞出太阳鸟》，表现一位中国农村少年热爱舞蹈并小有成绩的故事，作品影调也非常好。我不喜欢的原因是作者的干预性比较明显，有的照片明显是作者把当事人请到野外和田埂里跳舞拍摄的。多数外国评委却非常欣赏，他们认为照片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恰当地呈现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对这类题材的拍摄方法应当包容。这种差异，是不是说人家抛弃了真实性原则了呢？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理由是，人们一看《太阳鸟》就知道是作者设计的，它与那种作者耍尽小聪明而故意去把假细节、假情景伪装成真实的作品完全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在许多讨论中我们都能感到，外国评委对作者的诚实看得很重，甚至他们不允许作品在文字阐述中有拍摄时间记录的错误，更诧异有过不良记录的人怎么还能在新闻摄影圈子里混的现象。
也许，在我的“文化背景”中，因为看过太多令人深恶痛绝的假照片，而有了先坚持真实，再研究包容的潜意识。
所以，《太阳鸟》的争论，实在是观念之争，尽管我现在还在思考，还无法确认定论，但这的确是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5.能否介绍一下大奖的产生过程？
贺：大奖是从8个类别16项的金奖中产生的。除了8 个单项金奖自然进入候选之外，我们还要从8个组照金奖中各选出一张代表作参加候选。开始，我推荐《轰炸之后》中的一位男子从被炸废墟中抱出一个男孩尸体的照片，但两位国外评委更看重另一张，它展示的是一群人抬着棺木群情激愤的情景。他们说，虽然你推荐的那张也很棒，但影像太直接了，而这张画面中的每个人包括面容甚至手臂都在向人们讲述这个事件，且光影效果更强烈。我跑到屏幕前再仔细观看后，立即表示，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更有道理。
最后，评委又从16张照片中推荐出3张最后角逐。应该说，这3张都很精彩，那有什么差别呢？
我说，尽管《斯里兰卡集体葬礼》是个很悲惨的事件，但它还算是个国内之乱，相比《轰炸之后》表现黎以冲突，后者更具国际性。有国外评委说，《葬礼》的拍摄，现场对作者来说有思考的时间，而《轰炸之后》完全是作者在混乱中抢拍的。对另一幅《遇难的巴勒斯坦母子》，几位评委都认为，它虽然非常有表现力，但我们从另一作者的同题材作品的现场可以看出，它有当地人的引领，更像是一个新闻发布会，所以，拍摄的难度受到质疑。最后，《轰炸之后》赞成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6.华赛和荷赛的大奖为什么都是黎以战争，我们是否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贺：在评选中，我没有感到什么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整个来稿，中国作者的居一半以上，我没发现有一位外国评委对此有半点异议或歧视。相反，那些曾在国内获奖的好作品，很多在华赛中一样赢得高票。
至于华赛和荷赛为什么大奖都是黎以战争，我想第一，这个事件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第二这个事件的确有精彩之作。

7.华赛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获奖的怎么不少题材都是战争与灾难？
贺：难道我们人类不应该关注这类题材吗？追求“和平与发展”，就不能忽视战争与灾难，后者我们不正视不面对，前者不就成了空中楼阁？这如同我们国内，你越发展越进步，就越要面对和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一样。面对需要诚实和勇气，否则就不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发展。

8.你如何评价中国的作品？
贺：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国内摄影师对荷赛望尘莫及。这几年的荷赛中不断有中国人获奖，这种明显进步在华赛中一样能证明。比如，《灰度空间——忧郁症》在前不久全国影赛中得了金奖，这次在华赛中始终得高票。有外国评委说，这个题材非常棒，忧郁症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存在，它根本不分穷人和富人，绝对应该引起人类的关注。我一直喜欢这组作品，听说作者很年轻，他能让患者和家属接受，让他接近他们的生活，这是需要功夫的。此外，作者每张照片拍的都很小心，既要尊重患者又要表现其生存状态，难度很大。

9.你觉得中国作品有哪些问题？
贺：中国来稿作品那么多，但从其基数和获奖比例来看，差距是显而易见的。那位荷兰评委在肯定中国作品之前曾说了一句：“除了那些让我看够了的车祸照片以外……”这不是差距吗？那么多的车祸、火灾、事故，的确好作品太少了。还有，我们一些摄影师缺乏思考，赶到新闻现场只知道依托数字化的相机不间断地按快门，思维却是停顿的，你的作品怎么能动人？再有，有的人手端着相机，却不知道镜头前面应该有所禁忌，不是你什么都可以拍的。像什么《换脸第一人》，人家要进医院做换脸手术，就是因为长得有明显缺陷嘛，你有什么权力非得让公众看到他丑的一面？还有一组《大头人》，可能作者本意是想表现当事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但那是一位头部有缺陷的残疾人，他在镜头前应有的尊严竟被媒体记者轻易地剥夺了。也可能当事人不在意，但你是记者，你是强势，你应该受职业约束。你要报道，可以拿起笔，就是不能用照相机！

10.你曾当过两届评委，你觉得华赛还有哪些改进的地方？
贺：第一，13位评委中，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占了6位，这个比例还应该缩小。我看中国评委以不超过3人为好，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家作者参与，也更显公正。我们举办的任何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国外请的裁判都占绝大多数，这算是惯例；第二，比赛日期应该提前，尽可能减少国际同类赛事的影响；第三，华赛评比中的碰撞与交流让我受益匪浅。为此，我希望今后评比能另设场所，让媒体和业内人士通过影像同步观摩，这对亟待开阔眼界的中国摄影师帮助最大，也有别于其他同类不公开评比的国际赛事。